開寫傳記的幾位客戶，人生的重要節(jié)點都繞不開“文革”，有大地主、基層干部、有農(nóng)民、有銀行職員、有名氣的體育教練……即使小心翼翼，仍有幾位客戶遭到了不公正對待，被關(guān)押，被貶回家務(wù)農(nóng)……他們大多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立場，順從自保，雖有疑惑也不敢流露，怕連累一家老小。他們都是受害者。有一位選擇多次自殺，但沒有成功……在那時的話語空間里大都選擇了沉默。我和他們面對面訪談的時候，口述這段歷史往往輕描淡寫，有深刻反思者甚少。
開寫傳記在書寫客戶這段歷史的時候，往往要搜集資料，和客戶的講述相對應(yīng)，以反映客戶面臨的困境。然而文革時期的資料風格雷同——改革開放前的文學(xué)作品和新聞資料在當時的語境下，有驚人的雷同——主題雷同、情節(jié)雷同、人物雷同。
開寫傳記舉幾個例子，說明現(xiàn)在回頭看，人們是怎樣選擇性遺忘，又是如何回避以求自保的，又是如何懺悔自我剖析的，普通人如此，有名氣的人同樣如此。
（開寫傳記客戶的回憶錄片段）1957年秋中時節(jié)，我到新鄉(xiāng)市鳳凰山下潞王陵石灰廠采購石灰。潞王陵墓主人為朱翊鏐，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孫。中午圓滿完成石灰采購任務(wù)后，已經(jīng)到了吃飯時間。炊事員從櫥窗遞過來一碗白菜湯，我一看，碗里漂著一層小迷蟲，不要說喝下去，連看著都惡心。怎么辦？我不敢倒掉，或者不敢對炊事員說給我重新裝一碗。從1957年7月全國全面開展反右斗爭開始，告密揭發(fā)文化盛行，草木皆兵，國家職工的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都可能與右派掛鉤。我當時想，如果不把這碗白菜湯喝下去，有人揭發(fā)我或者有人向新鄭縣生產(chǎn)資料公司寫信，說我對社會主義新中國不滿，或者對新生活不滿，那右派帽子可是掌握在各級政府的領(lǐng)導(dǎo)的手里，可不能大意失荊州啊，于是閉住眼睛把那碗漂了一層迷蟲的白菜湯喝了下去。慎言慎行，夾著尾巴做人也是一種生存策略。
巴金先生在《十年一夢》中回憶了自己在“文革”中的“懺悔史”：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長大的，受到舊社會、舊家庭各式各樣的教育，接觸了那么多的舊社會、舊家庭的人，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。越想越覺得自己有罪。說我是地主階級的“孝子賢孫”，我承認；說我寫《激流》是在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，我也承認；1970年我們在農(nóng)村“三秋”勞動，我給揪到田頭，同其他地主一起挨斗，我也低頭認罪；我想我一直到23歲都是靠老家養(yǎng)活，吃飯的錢都是農(nóng)民的血汗，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！……（19）66年9月以后在“造反派”的“引導(dǎo)”和威脅之下（或者說用鞭子引導(dǎo)之下），我完全用別人的腦子思考，別人大吼一聲“打倒巴金”！我也高舉右手響應(yīng)，這個舉動我現(xiàn)在回想起來，覺得不大好理解，但當時我并不是做假，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讓人徹底打倒，以便從頭做起，重新做人。
歷史就是一種解釋。面對不堪回首的歷史，有人粉飾，有人遺忘，有人回避，有人懺悔……只有勇于自剖，災(zāi)難、困境才能轉(zhuǎn)化為精神食糧。
